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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「我父亲烧的。」他说，没有抬头，拇指依然停在那道疤痕的边缘，「他用烧红的铜钱，在你的皮肤上烙下了这个印记。那个温度比规定的高了至少两度——正常是摄氏一百八十度，但父亲手抖了，铜钱烧到了两百度以上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你怎麽知道得这麽清楚？」

        「因为我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了一封信，」他的声音变得很低，像是在说一个不能让旁边的杉木林听到秘密，「信封上写着沈明夏样，但从来没有寄出去。他在信里写了他手抖的原因——那天早上，木本家的长老告诉他，他的妻子——我的母亲——在台湾病危。他必须立刻赶回台湾，但足清めの仪不能延期。所以他留在神宫，完成了仪式，然後搭当天晚上的飞机回台湾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你母亲——」

        「过世了。」他的拇指停下来，按在她的疤痕正中央，「肝癌。父亲回到台湾的第二天，她就走了。父亲从那之後再也没有原谅过自己——他觉得自己为了神道、为了木本家、为了足清めの仪，错过了见妻子最後一面的机会。」

        沈初夏没有说话。她只是把脚从他膝盖上轻轻抽回来，然後伸出手，握住了他那只还停在半空中的手。不是隔着袖子，不是隔着绷带，而是直接握住了他没受伤的左手。

        他的手指是凉的——山上的气温比市区低，他的左手没有右手那种异常的热度，和普通人的体温没有两样。但那些茧，那些布满掌心的、粗糙的、被火钳磨出来的茧，在她掌心的皮肤上轻轻摩擦，触感像是握着一块被溪水冲刷了千年的木头。

        「那不是你的错，」她说，「也不是你父亲的错。铜钱的温度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——不管你父亲的手有没有抖，我都会被烙印。那是体制的问题，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。」

        他抬起头，在透过杉木林的碎光中看着她。她的脸有一半在阳光里，一半在树荫下。阳光那一侧的眼睛映着叶片的翠绿色，树荫那一侧的眼睛深得像一池被树林包围的潭水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你总是这样吗？」他忽然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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